Netflix播映的南韩电视剧《鱿鱼游戏》爆红，讲述社会底层平民为了获得高额奖金而赌命参加一场游戏，展现各种人性。 反乌托邦、生存游戏题材已有许多作品，《鱿鱼游戏》称不上新奇，除了韩流带动，爆红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它透过黑色幽默来传达南韩资本主义的失败与悲歌，让人有「笑着笑着就哭了」的感触。
《卫报》报导，《鱿鱼游戏》9月17日上映后吸引全球观众，有望成为Netflix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节目，它受欢迎的程度，显示「被债务压垮」这种经验对全球观众而言并不陌生，但以南韩作为背景，绝不是巧合。
南韩的家庭债务占GDP比率在去年达到约103%，是亚洲最高，也是亚洲唯一一个家庭负债比破100%的国家；去年12月，南韩家庭债务达到1.89兆美元新高，一般家庭即使把所有赚的钱都存起来，也无法还清债务。
南韩家庭负债问题长期存在，特别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自营业者、低收入户因无法偿还贷款，导致信贷纪录不良，需要用钱时无法再向银行贷款，只好去向民间融资机构或金融中介贷款，接着再被高利息压垮。 据韩国智库新社会研究院，在2013年第4季度曾出现50%韩国家庭贷款是向非一般储蓄银行借贷的状况，许多人贷款是为了偿还另一边的贷款；《卫报》形容，这是一个贷款就像买杯咖啡一样容易的国家。
加上近年来青年失业率上升，三星、现代等大企业与其他中小企业的员工收入天差地别，韩国政府对大企业减税，冀望发挥「涓滴经济」效应，实则将财阀越养越肥。 贫富差距加大，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远超过多数一般劳工的负荷，缩在小套房、半地下室的居民越来越多，房间只比棺材大一点。
《卫报》采访一名35岁的崔先生。 崔先生过去在有「韩国硅谷」之称的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板桥新都市担任IT工程师，长年加班熬夜影响了健康，经过一年多筹画，他两年前决定辞职，和妻子回仁川老家开一家酒吧，「我们不奢望成为富翁，收入能和以前打平就很满意了，我想要的只是多一点睡眠，那怕每天只多1小时也好」。
在刚开幕的甜蜜期后，崔先生的酒吧成为新冠肺炎疫情牺牲品，韩国一度实施9点后餐饮业提早打烊，酒吧门可罗雀。 崔先生后来欠缴房租4个月，实在无法再拖，不得已向商业银行贷款，利率4%；为了偿还贷款，接着只能去向民间融资公司借款，利率高达17%。 至此，崔先生也管不了利率有多高了。
崔先生的妻子后来去餐厅工作，两个年幼的孩子只能请父母帮忙照顾。 崔先生自己则当外送员，除此之外，只敢在晚上才出来走走，以避开人群。 他说，我觉得其他人认为我很 loser，所以我只敢在晚上才出来抽抽烟、看看流浪猫。 这样的崔先生，即使走进《鱿鱼游戏》，在其他参赛者之中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崔先生说，他听说了很多关于《鱿鱼游戏》的事情，但无法成为观众之一：「你得付钱才能上Netflix看片，我不知道有谁会同意我借用他们的帐号。 再说了，我干嘛要看一群负债的家伙？ 我照照镜子不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