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回忆
通过明星与媒体的合作，周星驰这个独一无二、复杂多面的名人形象在各种文本中延宕，不断吸引着粉丝的注意力，实现了自我生命力的无限期延展。
到了后周星驰时代，符号周星驰被80后90后青年赋予青春回忆的意义，被资本赋予情怀消费的概念。在社会转型期，被快速的生活节奏所追赶、被各种价值观念所撕裂、被四面八方的焦虑所围困的现代人，开始怀念从前的慢生活。
他们追寻儿时记忆，在记忆碎片中发掘共同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来承载他们的文化记忆，以便在心灵动荡的时代寻找同伴，寻求群体庇护。
因此，于后周星驰时代，观众消费周氏电影不仅出于影片本身，还有渴望从电影中追寻当年符号周星驰的踪迹，满足自我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的需求。
然而，观众因无法从《西游·降魔篇》《美人鱼》《西游·伏妖篇》和《新喜剧之王》中一一追寻当年的符号印记，从而产生了幻灭感，以致于近年来频繁出现类似星爷已老的言论。
周星驰喜剧电影陪伴着众多80后90后青年的成长，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周星驰的喜剧片成了他们青春记忆与成长回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加剧，传统社会秩序的高确定性正在被现代化进程的高速性和现代生活的瞬时性瓦解得支离破碎。
自从1997年电影频道在春节期间多次播放《大话西游》后，很多电视台都于春节假期播放周氏影片，企图提高收视率同时，也培养了一代观众于春节与家人共同观看周氏喜剧片的习惯。
在变幻莫测的社会里，恒定不变的传统节日给予人莫大的安全感，所以越来越多人注重节日仪式性，借此暂时搁置烦恼，为生活增添乐趣、为人生制造回忆。因此，当人们习惯了春节有周氏喜剧片的陪伴后，那么观看周氏喜剧片便成了一代人的春节记忆与传统仪式。
如今，春节观看周氏喜剧片，于他们而言，是一种可掌控的、安全的过去沟通，是弥合或忘却记忆与现实鸿沟的有效方式。后期这四部电影于贺岁档上映，无形中唤醒了一代又一代观众的观影习惯及其对港产片的文化记忆，契合了当下的怀旧心理。
通过观看周星驰的影片，在似曾相识的场景和台词的召唤下，追寻令人心安的熟悉记忆。
《西游·降魔篇》被看作是《大话西游》的前传。《西游·降魔篇》讲述了陈玄奘收复三位徒弟的过程，以及他与段小姐的爱情。《降魔篇》把紫霞和至尊宝的爱情复制到段小姐和陈玄奘两人身上。段小姐对陈玄奘二见钟情，对他不离不弃，甚至为了保护他而死于劣猴孙悟空手下。
临终前，段小姐问陈玄奘爱自己多久，陈玄奘说：一千年，一万年！段小姐觉得一万年太久了，她只要当下。后来，段小姐的降魔法器成了孙悟空的金箍圈。金箍圈承载着唐僧对段小姐的爱念，而后成了至尊宝获得能量、却又限制他自由的法器。
它凝聚着唐僧对众生之爱和至尊宝对人生大道的体悟。
《降魔篇》和《伏妖篇》重温了一万年的承诺、《一生所爱》的经典歌曲、齐天大圣出场的背景乐、为爱牺牲和因爱悟道的剧情。电影凭借这些碎片，拼凑起对《大话西游》的情感记忆。
情怀消费
周星驰后期创作阶段的四部电影借助文化怀旧的情结，形塑了一次文化生产与消费行为的彼此温存，在尽可能合适的档期里找到了尽可能匹配的观众。
现代社会中怀旧情绪和消费文化的合谋体现了现代人文化认同与身份表述的危机。无形的怀旧心理带来有形的商业利益，焦虑无根的现代人正在购买虚无缥缈的身份认同。
可能不是每个80后90后都是周星驰的影迷，但日趋原子化的个体试图与他人建立联系、寻求集体庇护时，当代中国青年热衷于立足过去的记忆，寻找与他人的共同体验，制造出维系社会交往的话题。
当身边的同龄人都消费周氏电影时，你不这样做会显得格格不入。社交消费时代，不消费，无社交，所以纷纷为周星驰贡献一张电影票。他们通过到影院观看周氏影片这种象征性的文化消费行为来重构集体记忆，个体间的差异和由此而来的焦虑得以暂时搁置。
在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情怀消费或营销话语的驱动下，众多影迷偕同亲朋好友到影院支持星爷，并在社交平台上晒出票根，不仅以此缅怀逝去的美好年华，炫耀曾见证过星爷辉煌历史的美好时光，寻求星爷影迷身份的认同，还有力地宣传了电影，鼓动更多人加入这场大型的社交情怀消费中。
对周星驰电影的情怀主要指向当年观看早期周氏影片、参与或围观大话文化。与恶搞文化的共同文化经验与情感记忆。在周星驰创作前期阶段，根据个体经验，从36部电影中提纯自身所需的文化情感因素，赋予符号周星驰多重意义。
当随着人生阅历而老去的周星驰与文化符号周星驰产生分裂时，星迷的幻灭感由此产生。再者，近五年来，中国内地流行起治愈系文化，以情感治愈、美食治愈和旅行治愈为主要内容的影视剧越来越受青年人欢迎。
治愈系文化已然成为国内青年亚文化的重要形态，其以小清新小确幸萌暖等流行气质为核心，构筑了一座正能量的文化语义城堡。
青年亚文化从20世纪90年代的青涩、朦胧，到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叛逆、悲情，再到当下的治愈与温暖，体现为一种忽视问题存在的盲目积极、逃避困境的自我鼓励，一种放弃社会性集体诉求的私下妥协，一种退回原子化个体的镜像式自我疗伤，更是一种在资本—政治意识形态双重召唤下的自觉归顺。
如果说，在市场经济转型、社会阶层固化、生活压力倍增的现实困境前，治愈系影视剧为身处现代牢笼的80后90后提供了抵御社会压力的摆渡之舟与缓解精神焦虑的镜像疗法。
那么，充满反抗精神的周星驰喜剧电影则是他们的精神壁垒，是他们尚有一丝热血的表征。
《西游·降魔篇》里，唐僧成功收复了三位徒弟，为其西天取经助一臂之力；《西游·伏妖篇》里，孙悟空已归顺于唐僧，师徒四人合力斩妖除魔。曾经叛逆的孙悟空已完成自我规训，曾经反抗的周星驰也温顺了。
看到偶像彻底回归主流秩序，他们不满；看到被驯服的孙悟空，犹如看到完全臣服于资本逻辑下的自己，他们更不满，也不愿面对。悬置后期四部电影的文本内容与意义不谈，其实，影迷对其感到失望更多源于他们无法从影片中追寻到符合自身需求的旧时回忆，继而无法从回忆中寻求安慰、获取力量。
在流行文化历经多次更新换代的当下，在热点转瞬即逝、消费者热衷遗忘的当下，在廉颇老矣的周星驰不再象征青年文化和青年不再痴迷他的当下，周星驰的情怀消费还能持续多久？
《新喜剧之王》竭力唤醒80后90后的集体回忆，刺激的情怀消费，但票房最终并不如意。当周星驰从星仔晋升为星爷，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他成了自己曾经反抗的经典权威，他与当代年轻人已渐行渐远了。
电影创作者一旦无法把握当下主要受众的文化心理，情怀也难以挽留观众。
因而，文化消费可以被定义为那种夸张可笑的复兴、对已经不复存在之事物——对已被消费（这里指完成和结束）的事物进行滑稽追忆的时间和场所。
当我们开始用怀念的口吻追忆周星驰封神时代的点滴时，当我们以情怀消费周星驰电影时，其实，我们就默认了属于星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